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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調查報告(2019年)

 轉載時間: 2019-06-03 11:50  來源: 中國環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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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5日,生態環境部、中央文明辦、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五部門聯合發布《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規范(試行)》,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踐行生態環保提出了具體要求。為了解我國公眾生態環境行為基本狀況,引導和鼓勵公眾積極踐行生態環境行為和主動參與生態環保工作,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組織開展了本次公民生態環境行為問卷調查。

本次調查主要通過門戶網站開展網絡問卷調查。調查周期為2019年4月10日至4月30日,調查范圍覆蓋全國除港澳臺以外的31個省(區、市),回收有效問卷13086份。其中,城鎮樣本占比為84.8%,高于農村;男性樣本占比為64.7%,高于女性;26-59歲年齡段人群占比為83.1%;大專、本科及以上人群占比為76.1%。

調查主要發現及結論:

公眾普遍認可個人行為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在關注生態環境、節約資源能源、選擇低碳出行、減少污染產生、呵護自然生態等多數生態環境行為領域踐行度較高,能夠“知行合一”,但在踐行綠色消費、分類投放垃圾、參加環保實踐和參與監督舉報等領域還存在“高認知度、低踐行度”現象。

受訪者認為的影響行為踐行的因素主要有三類:

一是個人層面因素,包括生態環境知識、意識、習慣、生活方式等。如“購物時自帶購物袋”等綠色消費行為和“給政府提工作建議”等環保實踐行為的踐行度低,主要與個人意識和習慣有關。

二是政策制度類因素。如公眾認為“選購綠色產品和耐用品、不買一次性用品和過度包裝商品”等綠色消費行為踐行度低的原因,主要與市場管理不規范和認證制度不完善等有關;認為“垃圾分類”踐行度較低與垃圾處理體系和基礎設施不健全有關。

三是平臺渠道類因素。如公眾認為“改造利用、交流捐贈或買賣閑置物品”等綠色消費行為踐行度低,主要是由于缺乏交流捐贈平臺;認為影響監督舉報行為的主要因素是監督渠道不暢通、反饋處理不及時等。

一、關注生態環境:公眾較為關注生態環境信息,對生態環境知識有一定了解,但有較大提升空間

關注生態環境信息,了解相關知識和政策,提升自身意識和環境素養,是公眾參與生態環保工作的基礎。本次調查選取了“關注政府、企業或其他機構發布的生態環境信息”和生態環境知識的掌握程度兩個方面,了解公眾關注生態環境的狀況。

(一)超六成受訪者經常“關注生態環境信息”,高學歷人群、城鎮居民、從事環保相關工作的群體對生態環境信息更為關注

調查顯示,75.3%的受訪者認為“個人關注政府、企業或其他機構發布的生態環境信息”對于保護生態環境是重要的,60.8%的受訪者“總是”或“經常”關注生態環境信息,踐行度與認知度較為接近。

受訪者在“關注生態環境信息”行為上存在差異,主要與其受教育程度、城鄉屬性等因素有關。關注生態環境信息程度與受教育程度正相關,大專、本科及以上受訪者“總是”或“經常”關注生態環境信息的人數高達六成,而小學及以下人群不足四成;同時,城鄉行為差異明顯,城鎮受訪者更為關注生態環境信息;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從事環保工作的受訪者更為關注生態環境信息,社區基層工作人員關注程度相對較低。

圖1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關注生態環境信息情況

圖2不同工作單位性質人群關注生態環境信息情況

從四大區域來看,東、中、西部人群對生態環境信息更為關注,“總是”或“經常”關注的人數達六成以上;東北地區相對較少,“總是”或“經常”關注的人數占比為45.5%。

圖3四大區域公眾關注生態環境信息情況

(二)公眾了解一定的生態環境知識,但對政府相關工作具體信息的了解還需加強

受訪者對生態環境知識的掌握程度總體良好。84.9%的受訪者知道“霧霾的產生與散煤燃燒無關”是錯誤的;81.6%的受訪者了解“《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規范(試行)》的發布情況;78.8%的受訪者了解“露天燒烤會產生PM2.5”。此外,65.8%的受訪者了解環保舉報熱線電話,了解程度相對不如前幾項,表明公眾對政府具體工作信息的了解還有提升空間。

圖4公眾生態環境知識回答正確率統計

受教育程度影響受訪者對生態環境知識的了解。對于“露天燒烤會產生PM2.5”和“霧霾的產生與散煤燃燒無關”等環境知識,受訪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掌握程度越好。同時,受訪者普遍了解《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規范(試行)》的發布情況。

圖5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生態環境知識掌握情況

二、節約能源資源:公眾踐行度較高,普遍“知行一致”

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節約能源資源對于減輕我國生態環境壓力具有重要意義。本次調查選取“隨手關燈、及時關閉電器電源等節能行為”和“外出就餐時適度點餐或餐后打包”兩種典型行為,考察公眾節約能源資源的情況。

調查發現,近九成公眾經常注意“隨手關燈、及時關閉電器電源”。78.7%的受訪者認為該行為對于保護我國生態環境是重要的;89.2%的受訪者“總是”或“經常”隨手關燈、及時關閉電器電源,表明這已經普遍成為一種習慣。他們踐行程度較好最主要的考慮是“節約能源資源”,其次是“為安全考慮”和“為節省開支”,占比分別為54.1%、26.1%和19.0%。

圖6公眾經常“隨手關燈、及時關閉電器電源”的主要考慮因素

同時,超七成公眾對自身踐行“外出就餐時適度點餐或餐后打包”行為評價較高。80.2%的受訪者認為該行為對于保護我國生態環境是重要的,72.6%的受訪者認為自身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較好”。分年齡段來看,年齡與“外出就餐時適度點餐或餐后打包”的自我評價呈正相關。65歲及以上老年群體認為自己做得“非常好”或“比較好”的比例高達91.3%,而18歲及以下群體的比例只有53.4%。

圖7不同年齡段人群“外出就餐時適度點餐或餐后打包”方面行為情況

此外,高學歷人群對“外出就餐時適度點餐或餐后打包”的自我評價整體較高,碩士及以上學歷受訪者認為自己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較好”的比例高達76.9%。

圖8不同受教育程度公眾在“外出就餐時適度點餐或餐后打包”行為自我評價

三、踐行綠色消費:公眾高度認可綠色消費的重要性,但受質量和價格等因素影響,踐行度相對較低

綠色消費對于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每個人都應身體力行。本次調查考察了3種典型的綠色消費行為,包括“選購綠色產品和耐用品、不買一次性用品和過度包裝商品”“購物時自帶購物袋代替塑料袋”和“改造利用、交流捐贈或買賣閑置物品”。

(一)公眾在“選購綠色產品和耐用品、不買一次性用品和過度包裝商品”等綠色消費行為上踐行度較低,主要與市場管理、產品價格和認證制度等因素有關

僅五成受訪者在“選購綠色產品和耐用品、不買一次性用品和過度包裝商品”等綠色消費行為上自我評價較高。89.6%的受訪者認為這種行為是重要的,但僅有54.1%的受訪者認為自身做得“非常好”或“比較好”。同時,受訪者認為影響其選購綠色產品的主要因素為產品質量、價格和認證標準等,具體包括“市場管理不到位,綠色產品質量沒保證”(66.7%),“綠色產品價格較高”(51.2%)和“綠色產品認證標準體系不健全”(48.6%)。此外,有11.6%的受訪者認為“周邊的人很少買”是阻礙自己選購綠色產品的原因之一,表明部分公眾還存在跟風心理,需要樹立“從我做起”的生態環保行動意識。

圖9阻礙公眾在日常生活中選購綠色產品的原因

(二)近六成受訪者在購物時未能經常自帶購物袋,他們認為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便利程度和個人習慣,中老年群體和東部地區踐行度相對較高

調查發現,84.7%的受訪者認為“購物時自帶購物袋代替塑料袋”是重要的,但只有43.8%的受訪者“總是”或“經常”自帶購物袋。受訪者認為未能經常自帶購物袋的主要原因包括“購物袋攜帶不方便”(49.6%),“沒有自帶購物袋的習慣”(43.8%),“很多商家會免費提供塑料袋,不需要自帶”(35.7%),“已經接受塑料袋有償使用的事實,且塑料袋便宜”(26.9%)和“身邊的人很少帶”(17.4%)。這表明,公眾未能經常自帶購物袋主要受個人因素的影響,很大一部分人寧愿付出額外成本購買塑料袋,也不愿意改變個人生活習慣。

圖10阻礙公眾“購物時自帶購物袋”的原因

不同地域、年齡段的人群在自帶購物袋行為上存在差異。從各地來看,海南、北京、上海的受訪者自帶購物袋的頻率相對較高,“總是”或“經常”自帶購物袋占比分別是60.5%、58.4%和55.9%。從四大區域來看,東部地區頻率相對較高,“總是”或“經常”自帶購物袋的人數占比為50.2%,其他三個區域相對較低。從不同年齡段來看,隨著受訪者年齡增加,其“總是”或“經常”自帶購物袋的人數占比增加,中老年人群自帶購物袋的習慣更好。

(三)僅兩成受訪者“總是”或“經常”改造利用、交流捐贈或買賣閑置物品,多數受訪者認為平臺渠道、便利程度等是影響其行為的主要因素

73.9%的受訪者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積極改造利用、交流捐贈或買賣閑置物品等行為”是重要的,但僅有20.4%的受訪者“總是”或“經常”改造利用、交流捐贈或買賣閑置物品。受訪者認為,“找不到合適的平臺和渠道”是他們未能經常“改造利用、交流捐贈或買賣閑置物品”的主要原因,人數占69.3%,其次是“不方便”“太花時間精力”和“身邊很少有人這么做”,占比分別為37.3%、36.4%和23.2%。

圖11阻礙人們“改造利用、交流捐贈或買賣閑置物品”的原因統計

四、選擇低碳出行:低碳出行深入人心,成為多數公眾采取的主要出行方式

超六成公眾經常采取低碳出行方式。84.6%的受訪者認為“日常出行以步行、騎自行車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為主”對于保護我國生態環境是重要的。63.3%的受訪者“總是”或“經常”以步行、騎自行車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為主。

仍有近四成(36.7%)受訪者“幾乎不”“很少”或“一般”以步行、騎自行車或乘公共交通工具為主,他們認為這主要是受便利程度、基礎設施和時間成本等因素的影響。具體原因包括“不方便”(63.1%),“基礎設施(人行道、自行車道、公交站點等)不完善”(53.5%)和“太花時間精力”(39.2%)。此外,有少部分受訪者認為“身邊很少有人這么做”(3.2%)和“有損身份形象”(1.7%)是影響其未能經常采取低碳出行方式的主要原因,表明跟風、攀比的現象仍然存在。

圖12阻礙公眾“日常出行以步行騎自行車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為主”的原因

五、分類投放垃圾:公眾高度認同垃圾分類的重要性,但踐行度普遍較低,公眾認為垃圾處理體系和分類知識等是主要影響因素

在此次調查的所有生態環境行為中,受訪者對“垃圾分類”的重要性最為認可,但實際行動與認知程度差異最大。超九成(92.2%)受訪者認為“垃圾分類”對于保護我國生態環境是重要的,但僅三成(30.1%)受訪者認為自身在“垃圾分類”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較好”。

受訪者認為影響自身垃圾分類的主要原因是“小區沒有分類垃圾桶”和“垃圾集中轉運時不分類,所以沒必要分類投放”,人數分別占63.7%和59.6%;其次是“不知道怎么分類”和“不了解分類后垃圾的處理進度和結果,沒有成就感”,人數占比分別為36.5%和34.5%。此外,也存在“身邊很少有人分類”和“太麻煩了,沒有精力”兩種個人主觀因素,人數占比分別為22.2%和13.3%。

圖13阻礙公眾進行垃圾分類的主要原因

在四大區域中,東北和東部地區受訪者的垃圾分類自我評價相對較好,認為自身做得“非常好”或“比較好”的人數分別占33.0%和32.4%;西部和中部的自我評價相對較差,人數分別占27.7%和27.0%。

圖14四大區域公眾的垃圾分類行為自我評價情況

六、減少污染產生:公眾在“不燃放煙花爆竹”的行為上踐行度較高,與認知度較為吻合,但存在城鄉和年齡差異

調查發現,全國逢年過節“燃放煙花爆竹”的傳統習俗已經發生大的改變。72.4%的人認為“不燃放煙花爆竹”對于保護生態環境是重要的,69.2%的人“幾乎不”或“很少”燃放煙花爆竹,一定程度上表明受訪者傳統生活理念和方式已經發生顯著改變。同時,比較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受訪者生態環境意識和行為發現,東部地區受訪者對“不燃放煙花爆竹”行為的認知度相對較低,踐行度反而較高,表明“禁燃令”等嚴格的制度政策確實達到了較好的效果。

同時,各類人群在“燃放煙花爆竹”的行為上存在城鄉、年齡差異。相比于城鎮,鄉村地區在節假日期間燃放煙花爆竹的受訪者人數占比明顯較高。此外,40歲以下的中青年人群是燃放煙花爆竹的主體,但是該人群中“總是”或“經常”燃放煙花爆竹的比例并不比其他年齡段人群高很多,表明年輕一代在節假日期間的娛樂慶祝方式已經發生了變化。

圖15城鎮和鄉村公眾節假日燃放煙花爆竹情況統計

圖16不同年齡段人群“總是、經常”燃放煙花爆竹行為情況

七、呵護自然生態:近九成公眾“不購買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動植物或其他制品”

保護野生動植物有利于保持生物多樣性,維護生態平衡,促進可持續發展。本次調查考察了公眾在“不購買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動植物或其他制品”行為上的表現。

“不購買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動植物或其他制品”是公眾在各類生態環境行為中踐行度相對最高的行為,公眾對其踐行度與認知度較為一致。85.4%的受訪者認為“不購買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動植物或其他制品”對于保護我國生態環境是重要的,同時有89.5%的受訪者認為自身在該行為方面做得“非常好”或“比較好”。

八、參加環保實踐:不到四成受訪者曾向政府建言獻策,其中東部地區相對較多,東北地區較少;高學歷人群和環保工作從業者踐行度更高

參加環保實踐是公眾參與生態環保工作的重要環節。本次調查主要考察了公民“通過網絡、熱線等公開渠道給政府提工作建議”的情況。

調查發現,66.5%的受訪者認為“通過網絡、熱線等公開渠道給政府提工作建議”對于促進企業生態環境保護“非常重要”或“比較重要”;而只有37.6%的受訪者主動給政府提過建議。其中,東部地區行動占比(40.0%)最高,東北地區最低(28.5%)。總體而言,公眾“主動給政府提工作建議”的認知度和踐行度均偏低,有待提升。

圖17四大區域公眾采取“通過網絡、熱線等公開渠道給政府提工作建議”行動占比

在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中,“本科/大專”的受訪者曾“通過網絡、熱線等公開渠道給政府提工作建議”的人數占比(40.9%)較高,初中及以下的受訪者占比較小。

圖18不同受教育程度公眾“通過網絡、熱線等公開渠道給政府提工作建議”占比情況

不同工作單位類型的受訪者之間也存在較大差異。其中,“從事環保工作的黨政機關或政府事業單位”的受訪者和環保社會組織從業者“通過網絡、熱線等公開渠道給政府提工作建議”的比例最高,分別為56.4%和47.8%;社區基層工作機構(如居委會、村委會)比例相對較低,為35.6%。

圖19不同工作單位類型公眾“通過網絡、熱線等公開渠道給政府提工作建議”占比情況

九、參與監督舉報:公眾表現出一定的參與度,參與相對理性有序,但仍有提升空間

監督和參與生態環保工作,既是公民權利也是義務,及時舉報破壞生態、污染環境及影響公眾健康污染環境的行為,對我國生態環保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一)受訪者普遍認為個人監督舉報企業環境污染問題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最重要的監督方式是通過媒體和體制內渠道,其次是民間環保團體等。

調查發現,受訪者普遍認為個人監督舉報對于生態環境保護較為重要。79.2%的受訪者認為“向媒體反映情況,引起輿論關注”對于促進企業環境保護“非常重要”或“比較重要”,占比最高。其次是體制內渠道,認為“向當地政府相關部門投訴舉報企業污染行為”的方式“非常重要”或“比較重要”的受訪者占比為70.2%;認為“通過上訪向上級政府反映企業污染問題”的方式“非常重要”或“比較重要”的占比為54.4%。“尋求民間環保團體的幫助”占比僅為45.4%。

圖20個人采取行動對于促進企業環境改善的重要程度

(二)公眾監督參與生態環保工作的積極性較高,超六成受訪者針對企業環境污染采取過監督行動,行動方式多樣且理性有序,首選體制內渠道,然后是媒體和民間環保團體等。

過去三年中,超六成(63.0%)受訪者針對企業環境污染采取過行動,行動方式首選是求助各級政府,其次是求助媒體。選擇“向當地政府部門投訴舉報”的人占37.8%;選擇“向當地街道、居委會或村委會反映情況”的人占25.5%;選擇“向媒體反映情況,引起輿論關注”的人占17.9%。此外,也有部分受訪者選擇了“尋求民間環保團體的幫助”“通過上訪向上級政府反映企業污染問題”“直接找企業協商”等方式,但占比較小。

圖21公眾針對企業環境污染問題采取行動情況

對比受訪者關于不同監督渠道的認知和實踐發現,雖然在認知層面上,公眾認為向媒體反映情況“非常重要”或“比較重要”的人數比例最高,但在實際行動中,人們首先傾向于通過體制內渠道向政府、街道、居委會、村委會等相關部門投訴或反映情況,其次才是通過媒體曝光解決。這表明政府的監督舉報渠道是公眾的首選,但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公眾會認為求助媒體比較有效。

(三)受訪者認為影響其監督舉報行為的因素主要包括投訴監督渠道不暢通、反饋處理不及時等,且存在地域差異

面對企業環境污染問題,近四成(37.0%)受訪者選擇“什么也沒做、忍著”,他們認為,“投訴舉報了也不會得到反饋或處理”(53.8%)和“不了解反映渠道或渠道不暢通”(45.8%)是他們不采取行動的主要原因。此外,也有部分受訪者“擔心企業打擊報復”(27.9%),擔心自身合法權益受到損害。還有少部分受訪者認為“不關我的事,應該由政府解決”,環境責任感較為缺乏。

圖22公眾面對企業污染問題未采取行動的主要原因

從各地情況來看,河北、山西、江西、湖北受訪者選擇“投訴舉報了也不會得到反饋或處理”占比較高,均超過60%;廣東、江西、湖南、上海、陜西、寧夏等地受訪者選擇“不了解反映渠道或渠道不暢通”的占比較高,均超過50%;此外,在浙江、云南、江蘇、吉林、四川等地,認為企業環境污染問題“不關我的事,應該由政府解決”的人數占比較高,均超過10%。

十、共建美麗中國:公眾認為政府工作力度不斷加強,自身環境意識和行為水平也在不斷提高,經過全社會共同努力,全國多地的突出環境問題已得到顯著改善。

建設天藍、地綠、水清的美好家園,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本次調查選取公眾對政府生態環保工作的評價,對自身生態環境意識和行為水平的評價,以及對突出環境問題改善程度的評價三個方面,考察了公眾對共建美麗中國行為的認知。

(一)公眾對政府生態環保工作高度認可,普遍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生態環保工作力度都在不斷增強,同時中央工作力度高于地方政府

受訪者普遍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生態環保工作力度都在增強,但地方工作的增強力度沒有中央明顯。超八成(80.6%)受訪者認為中央工作力度較一年前有所增強;超六成(61.4%)受訪者認為所在地政府工作力度較一年前有所增強。總體而言,受訪者認為地方生態環保工作的增強力度沒有中央明顯,但中央和地方工作力度都呈現出增強趨勢。

圖23公眾對中央和地方政府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力度變化情況的評價

受訪者對中央生態環保工作力度的評分普遍高于對地方的評分,同時認為部分地方工作力度與中央存在較大差距。以滿分10分計,全國受訪者對中央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力度評分為6.84,對地方政府工作力度評分為5.54。其中,北京、上海、寧夏等地受訪者對地方政府工作力度評分接近中央,差距相對較小。

(二)公眾普遍認為自身具備一定的生態環境意識和行為水平,且在不斷提升,為公眾參與和推動生態環境工作奠定了基礎

約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自身的生態環境意識和行為水平有所提升。以滿分10分計,受訪者對自身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評分為7.04,略高于對生態環境行為的評分6.82。76.9%的受訪者認為,與一年前相比,自己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提高了一些”或“提高了很多”,其中認為“提高了很多”的占20.2%;75.1%的受訪者認為,與一年前相比,自身生態環境行為“進步了一些”或“進步了很多”,其中認為“進步了很多”的占17.2%。

圖24公眾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水平與行為表現變化自我評價

(三)全國多地受訪者認為居住地周圍的環境問題改善顯著,生態環保工作取得積極成效

受訪者反映,其居住地面臨的多種類型環境問題都有顯著改善,尤其是大氣污染、水污染、垃圾廢棄物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40.4%的受訪者認為,過去一年在其居住地面臨的環境問題中,大氣污染問題得到顯著改善;30.0%的受訪者認為水污染問題得到顯著改善;28.9%的受訪者認為垃圾廢棄物污染得到顯著改善;22.7%的受訪者認為生態破壞問題得到顯著改善。

圖25過去一年公眾居住地環境問題得到顯著改善情況

從各地改善情況來看,北京、河北、天津、山東等地認為當地大氣污染問題得到顯著改善的人數占比最多;浙江、云南、福建等地認為水污染得到顯著改善的占比最多;黑龍江、內蒙古、海南等地認為土壤污染得到顯著改善的占比最多;寧夏、新疆、重慶等地認為噪聲污染得到顯著改善的占比最多;安徽、內蒙古、河南等地認為垃圾廢棄物污染得到顯著改善的占比最多;寧夏、云南、黑龍江、廣東等地認為電磁輻射得到顯著改善的占比最多;甘肅、寧夏、內蒙古等地認為生態破壞問題得到顯著改善的占比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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